从一出生，拉贾特·古普塔就长得很像他的父亲阿什维尼·古普塔（AshwiniGupta）。古普塔与他的父亲一样英俊潇洒，有着轮廓分明的下巴，这也成为他们标志性的特征，并给人一种很神奇的感觉，就好像他们来自某个超越财富、智慧或血统的神秘特权世界。在一个肤色决定命运的社会里，古普塔和他的父亲都因为是白种人而具有天然的优势。他们俩都是出了名的慷慨大方，这种乐于助人的作风贯穿了他们一生，他们也因此收获了坚贞的友谊和一大批忠实的追随者。然而，在这些相同的表象背后，他们却拥有完全不一样的内在。

最热血的自由斗士

与儿子的成长经历不同的是，阿什维尼自1908年出生，一直到成年，印度都处于殖民主义统治时期，不得不顺从帝国主义的宗主国英国。阿什维尼是拥有印度最古老血统的家族之一的后代，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还是英国选中的中间代理人。阿什维尼被选中并接受了各种严格的培训，英国人的目的是使他不再将自己视作印度人，而将自己视作英国人，并为印度的最高统治者英国国王服务。尽管阿什维尼可以像其他家族成员那样，接受纯正的英式教育，但他的内心极其抗拒。

161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首次挺进印度，大肆收购黑胡椒和肉桂。很少会有人预想到，有一天英国的商业冒险会演变成殖民需求。欧洲的其他国家，包括法国、葡萄牙、荷兰和丹麦，早已在印度东北部的孟加拉邦设立了自由贸易区。直到17世纪末，当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约伯·查诺克（JobCharnock）在印度恒河一条湍急的支流胡格利河河畔安营扎寨时，英国的权势才开始崛起。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时期，加尔各答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商业据点，各种各样的交易蜂拥而至，包括香料和印度东部其他富余的产品，如黄麻和棉布。伴随着商业贸易的兴起，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也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除了杜松子酒、各类滋补药和高尔夫球(1)之外，贸易也将英式教育带入加尔各答。英国为印度土著提供高等教育并非源自其利他主义的善心，正如在英国高等法院负责印度事务的法官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BabingtonMacaulay）所说的那样：“就当前的情况来说，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培养出一批中间人，连接我们与被我们统治的数百万居民。这个充当翻译的中间人阶层，不仅要拥有印度人的血统和肤色，还要具备英国人的品位、见解、道德和智慧。”

印度总督威廉·本廷克（WilliamBentinck）赞同麦考利的观点，他将英语定为印度高等教育的官方语言，这一决定带来的重大影响持续了数百年。

时至1858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人在内心深处并没有完全认可英国人的身份。尽管接受西方最好的高等教育促使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但他们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因此得到任何改善。不管他们是否具有科研能力或专业技能，贫穷和物资匮乏仍旧是印度土著的常态。直到印度土著发动民族起义，即第一次印度独立战争，英国王室才撤销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权，而改为直接统治印度。维多利亚女王最终成了印度这颗南亚明珠的最高统治者。

1908年，当阿什维尼出生时，英属印度正处于英国的严厉管控中，阿什维尼的出生地孟加拉邦又正好处于权力的中心。作为印度社会运动、教育运动、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的先锋阵地，孟加拉邦融合了纽约、巴黎、伦敦和中国香港的各种元素。孟加拉邦的影响力非凡，以至于一位印度国大党领导人打趣道：“孟加拉邦今天产生的想法，明天就会成为整个印度的想法。”

古普塔家族是孟加拉邦一个古老而显赫的家族，他们自认是受过英式教育的精英阶层。20世纪初，这个家族的人口相当稀少，不到全印度人口的0.1%。古普塔家族发祥于一个名叫格拉的小山村，那个时候，这个地方还属于东孟加拉邦，现在，它属于孟加拉国。尽管古普塔家族接受过高等教育，但经济上依然很拮据。他们定居在北加尔各答，这里俗称“黑镇”，因为居住在这里的人都是肤色比较深的印度土著；英国人更喜欢居住的南加尔各答则被称为“白镇”。对于大多数印度土著而言，他们从未拥有过受教育的权利和改善经济状况的机会。而古普塔家族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他们而言，接受良好的教育，不仅仅是为了练就一项专业技能，更是神圣的使命。

鉴于古普塔家族的受教育背景和优良血统，大家都期待阿什维尼能从事一份体面的学术性工作。当然，阿什维尼也没有让人失望。他头脑聪明，在加尔各答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是一名优秀的学生，并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尽管阿什维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他并不想成为一个英国式公子哥。阿什维尼非常热爱自己的故乡孟加拉邦，他的思想、生活方式乃至衣着，无处不展现出一个纯正的孟加拉邦人的风采。

“与那个时代所有的孟加拉邦人一样，阿什维尼也是一个激进分子。”记者因德尔·马尔霍特拉（InderMalhotra）说道。20世纪50年代，马尔霍特拉在新德里与阿什维尼相识。新德里的冬天非常寒冷，阿什维尼缠着印度腰布，这是孟加拉人非常流行的穿着打扮。印度腰布指的是将一块长方形的白布围在腰间，一直垂到脚面。腰布由印度土布做成，土布是一种粗糙的纺织物，靠手工织成。阿什维尼几乎没有穿过其他衣服，一直都保持着这样的着装。

对于蓬勃发展的自由运动来说，土布是最有号召力的视觉符号之一，它是印度中坚力量的绝佳选择。首先推崇土布的是接受过英式教育的大律师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KaramchandGandhi），他主张印度人应该联合起来抵制外国布料，支持印度土布，这很快就成为印度独立前国民大会党的主旨思想。就是这样一块布，与阿什维尼的政治情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阿什维尼是印度最热血的自由斗士之一，他极其反感中间代理人的身份。他特别渴望成为成千上万缠着腰布的民族独立主义者中的杰出人物。1929年，当阿什维尼还在加尔各答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加入了全孟加拉邦学生联合会组织（All-BengalStudent’sAssociation）。这个组织听起来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与印度追求民族独立的斗争似乎不沾边儿。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充满革命斗志、追求民族独立的组织。

阿什维尼全身心地投入这个联合会中，他甚至经常逃课，目的就是参加联合会组织的会议。阿普巴·迈特拉（ApurbaMaitra）是阿什维尼最好的朋友，迈特拉在大学里的学号正好挨着阿什维尼的学号，因此，每次上课开始点名的时候，他都会大声替阿什维尼答到。迈特拉经常拜访他的好朋友阿什维尼，他发现，在联合会的22个激进成员里，阿什维尼就像一位资深政治家，非常有魄力。

1932年1月26日，当迈特拉正在加尔各答大学学习法律的时候，学校发布了这样一则公告：禁止所有的学生在大学校园里挥舞印度国旗。谁这么做了，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那个时候，加尔各答的警察局局长是臭名昭著的查尔斯·奥古斯塔斯·特加特（CharlesAugustusTegart）爵士。特加特的名声之所以这么差，一方面是因为他经常折磨关在监狱里的犯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拥有躲避暗杀的神奇能力。印度的爱国者将1月26日视作国民表达爱国立场的日子：你愿意成为独立的印度人还是英国王室的奴仆？早在两年前，印度国民大会党就通过了一项决议，满足全国抗议者的要求，将这一日子固定下来，目的是支持印度的完全独立。对于身着腰布的印度人来说，因为害怕英国人的报复而变得奴颜婢膝，是极不光彩的行为，是懦弱的表现。对学生们而言，挥舞手中的旗帜，是将坚定的爱国者与装模作样的伪爱国者区分开来的最好方式。

受到爱国情绪的感染，迈特拉和他的19个好朋友一起挥舞旗帜，并共同签署了一项声明，反对学校发布的公告。不久后，当迈特拉在学校板球场运动时，一封特别的信件寄到了他的宿舍。信封上标注着“为陛下服务”的字眼。宿舍里的其他人看到这封信后都感到十分恐惧，于是，他们顾不上保护个人隐私，立即拆开了它。在信里，他们发现了一张传票，要求迈特拉去面见孟加拉邦政府布政司(2)。布政司住在位于达尔豪西广场的作家大厦，那里是英国在加尔各答的权力中心。

迈特拉的朋友设计了一个方案：他们陪同迈特拉一起去达尔豪西广场，让迈特拉独自会见布政司，而他们就在外面等他。由于担心这次见面可能会导致他们入狱，这群激进分子将一些生活必需品，比如睡衣和书籍，都准备好了。如果警察逮捕他们，这些必需品在监狱里也可以派上用场。

当阿什维尼无意中听到他们的计划时，责骂道：“你们这群白痴，如果你们集体出现在达尔豪西广场，隐藏在作家大厦附近的便衣间谍就会怀疑你们是贝诺伊·巴苏（BenoyBasu）的支持者或同伙。”两年前，巴苏和两名同伙开枪射杀了英国总监狱长，那位性情残暴的总监狱长纵容监狱里滥用酷刑。自从那次袭击后，疯狂的暗杀活动便彻底打乱了孟加拉邦的平静。暴力事件不断升级，甚至惊动了伦敦的白金汉宫。1932年，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对关于孟加拉邦的暴力报道感到疑惑不已，他急切地要求孟加拉邦政府官员解释清楚：“孟加拉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阿什维尼能力出众，非常擅长出谋划策，是一个很好的谋士。阿什维尼建议：“大家都不要去，让迈特拉一个人带着信去就行。”迈特拉听从了阿什维尼的建议。到达作家大厦后，迈特拉被护送进了罗伯特·尼尔·里德爵士（SirRobertNielReid）富丽堂皇的办公室。

里德爵士对迈特拉说的第一句话是：“年轻人，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很糟糕吗？”迈特拉很快承认了自己所犯的罪行。迈特拉和朋友们都准备接受因挥舞印度国旗而必须受到的惩罚，不过，他们不会为此道歉。“你疯了，”在解释这张传票其实跟挥舞印度国旗没有任何关系之前，里德爵士对迈特拉说道，“一封匿名信就让你魂飞魄散了？说话没头没脑，能不能有点儿骨气？也许不会有任何惩罚的。”迈特拉感到非常疑惑：“为什么说我没有骨气？”里德爵士对迈特拉说：“你的父亲是为英国服务的地方官，是被袭击的目标。想象一下你自己、你的母亲和兄弟姐妹的处境，要知道，你是5个孩子中最大的那个。你应该考虑得更周全些。”

为了缓解迈特拉父亲面临的困境，里德爵士建议迈特拉中断他的法律学业，接受孟加拉邦监狱看守这个职位，这个工作不但稳定，而且收入也不错。“爵士阁下，如果我不接受您的建议呢？”迈特拉反问道。里德爵士提醒迈特拉，在英国政府官员的授意下，如果迈特拉不接受这一职位，全副武装的警察将为他的父亲提供24小时安保服务。无须里德爵士再多说什么，迈特拉便接受了他的安排。

在迈特拉前往位于大吉岭连绵起伏的青山上的监狱那天，阿什维尼设法进入了迈特拉的卧铺包厢。迈特拉的选择最后被他的朋友们识破了。阿什维尼通过自己广阔的人脉关系，知道了迈特拉并不是去监狱服刑，而是去监狱工作，成为一名看守。

“迈特拉，”阿什维尼说，“站台上几乎没有朋友为你送行，你的卧铺上放着鲜花，向你表达我们曾经对你的爱，不过，你能感觉得到自己的行李里实际装着什么吗？”迈特拉没有说话，低下了头。“是我们对你永远的恨！”阿什维尼怒道。随后，阿什维尼用尽全身的力气，将腰布朝着迈特拉的眼睛扔去，旋即下了火车。

在随后的日子里，阿什维尼和迈特拉的生活轨迹变得完全不同。迈特拉在大吉岭的一个小监狱里担任看守。监狱的四周是一片茶园，监狱里囚禁的是一些罪行较轻的罪犯和著名的民主人士。有时候，迈特拉也会回忆自己作为激进分子的那些时光，心里涌起淡淡的忧愁。不过，迈特拉很清楚，那样的生活已经离他远去。与此同时，阿什维尼仍然生活在加尔各答，他有一阵子曾在里邦学院（RiponCollege）教授经济学。不过，教学只是阿什维尼的日常工作，在课余时间，他与印度著名的激进派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要不是阿什维尼参加了1942年的“退出印度”运动，他与迈特拉的生活也许不会再产生任何交集。阿什维尼是孟加拉邦数万名“退出印度”运动的成员之一，他受到逮捕后被送往加尔各答的总统监狱。此时，迈特拉已经是总统监狱的一名管理人员。当迈特拉在监狱里见到阿什维尼的时候，他感到十分震惊。

迈特拉将手放在阿什维尼瘦削的肩膀上，惊讶地问道：“阿什维尼，你怎么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怎么会这样呢？”“我染上了肺结核，其中一个肺还大出血，每天晚上都在发烧，已经瘦了9千克……迈特拉，你别靠我太近，你会被传染的。”阿什维尼答道。

为了追求印度独立，阿什维尼经受了各种严刑拷打，身体已然很虚弱，再加上多年肺结核的影响，如果没有及时服用抗生素，34岁的阿什维尼或许早就没命了。不过，这一切都在阿什维尼与迈特拉相遇的那天晚上发生了改变。迈特拉借口外出看电影，离开监狱去拜访了当地一位非常著名的医生，并请求他务必治好阿什维尼的病。两个星期后，监狱来了一辆救护车，迈特拉看着如落叶般干枯的阿什维尼被抬上了车。阿什维尼在医院里待了6个月，经过多次手术，并抽掉了几根肋骨，他的身体总算恢复了元气，笑容又重新浮现在了他的脸上。

阿什维尼被送回监狱之后，迈特拉一直照顾着他。当迈特拉审查阿什维尼在狱中和狱外收到的信件时发现，阿什维尼正在跟一个非常不错的女孩交往，这个女孩很有可能会成为阿什维尼的妻子，但这个女孩不是孟加拉人。阿什维尼曾发誓要等到印度独立才结婚。不过，在阿什维尼最后一次被拘禁前，他已经与普兰·库玛丽（PranKumari）坠入爱河。这个女孩是阿什维尼之前教授经济学时认识的一个白求恩学院（BethuneCollege）的学生。他们的爱恋跨越了世俗的羁绊。

阿什维尼和库玛丽来自印度的不同地方，一个来自印度的文化中心，另一个来自印度的产粮大邦。阿什维尼是一个典型的孟加拉人，库玛丽从小也生活在孟加拉邦，但她的家人最初来自旁遮普省。由于地处印度的侧翼，旁遮普省是侵略者袭击的首要目标，在一顿狂轰滥炸下，它已经千疮百孔。战前的旁遮普省十分美丽，蔚蓝的天空下，金色的麦浪翻滚，田里的玉米、甘蔗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如今却只留下满目疮痍的破败景象。如果说孟加拉邦是印度的灵魂之地，播种了印度文化和知识遗产的种子，那么旁遮普省便是印度的躯体，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印度人，凭借寒耕热耘，养活了自己。

在阿什维尼身处监狱的那些日子里，尽管阿什维尼与库玛丽之间的信件会被审查，但他们的爱情之火越烧越旺。1947年年初，也就是印度独立前夕，在朋友们的催促下，阿什维尼与库玛丽结婚了。他们本来属于不同的阶层和团体，但他们的思想超前，所以并不在意这些。古普塔家族都不爱张扬，所以他们只在白求恩学院的校园里举行了简单而低调的婚礼。不过，阿什维尼被监禁之后，他的家庭已经入不敷出，虽然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结婚后不久，阿什维尼和库玛丽便开始了真正的家庭生活，他们渴望弥补失去的时光。阿什维尼和库玛丽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于1947年出生。13个月后，也就是1948年12月2日，拉贾特·古普塔出生了，小家伙的乳名叫拉坦，在印地语中意为“宝石”。紧接着，两年后，库玛丽又为阿什维尼诞下一女。一家五口挤在三室一厅的公寓里，公寓位于北加尔各答一条车水马龙的主干道旁。

英雄早逝

1964年11月5日，星期四，迈特拉已经成为印度独立时代的公民，这天早上，他在翻阅报纸的时候发现，阿什维尼的照片及其去世的消息出现在报纸头版。

11月的印度仍然有些闷热。在这一天早上，阿什维尼的长子，15岁的古普塔小心翼翼地穿衣打扮，将自己最好的白色腰布围在身上。20世纪50年代，古普塔全家搬到新德里，他最小的弟弟就出生在那里。生长在有两个女孩儿和两个男孩儿且关系亲密的印度家庭，古普塔习惯了肩负照顾家庭的重任。为了更好地满足家庭开支需要，古普塔的父母都外出工作，那时印度的双职工家庭并不多。古普塔的母亲在当地的蒙台梭利学校教书，而阿什维尼在出狱之后就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以此养家糊口。

凭借与新兴印度领导人的革命情谊，阿什维尼一路升迁。印度独立后，阿什维尼被委派从事德里版的孟加拉邦英语报纸《印度斯坦标准》（HindusthanStandard）的撰写工作。阿什维尼是印度总统府里的常客，在德里新闻界也颇有名望。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Nehru）跟阿什维尼相熟，经常直呼其名。阿什维尼深受政府高官的信任，官员往往就如何与媒体打交道征询他的意见。尽管生来就被英国政府选为中间代理人，但阿什维尼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成长为现代印度的精英分子。

送别阿什维尼

古普塔强迫自己要坚强起来。古普塔走进叔叔家的前厅，跟父亲告别。古普塔的父亲躺在被玫瑰、金盏花、茉莉花环绕的棺材里。按照印度的传统，阿什维尼的身体已经被清水冲洗干净，身着白色的无领长衫和腰布。

此前一天，当古普塔赶到医院时，得知他的父亲已经去世。然而，当古普塔站在父亲的病房门口，看见父亲仍然戴着塑料面罩，父亲最后的喘息让面罩里面起了一层水汽。他一度觉得是医生弄错了。事实上，多年的斗争及牢狱之灾让阿什维尼受尽了折磨，他死于肾衰竭，享年56岁。

在父亲去世前的几个月，年轻的古普塔花了很多时间陪伴在父亲身边，陪他一起散步，听他讲述自己年轻时参加自由运动的故事。古普塔得知父亲在监狱里染上肺结核是有人故意为之，最终他只剩一个肺可以呼吸。父亲背上一道长达60厘米的坑坑洼洼的伤疤，是在严刑拷打中，皮肤一次又一次开裂留下的。尽管如此，古普塔知道父亲的内心是善良的，而且是乐于助人的。许多年后，古普塔回忆道：“我的父亲从不说任何人的坏话，我本以为他将很多的不满藏在内心深处，事实上，他并没有。这种人生态度是父亲那代人所特有的……他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比较简单，但思想境界很高，而且不会恶意揣度别人。”

那天清晨，在古普塔叔叔的家门前聚集了一大堆人，有邻居、朋友及仰慕者。他们蜂拥而至。灵柩被安放在一个玻璃罩罩着的灵车内，灵车停在带有绿色百叶窗的红砖房前，葬仪人员牵着他们的驴守在旁边。为表敬意，葬仪人员牵着驴，将前来悼念的群众与灵车分开，为灵车开路。

那天上午9点，灵车向前驶出，紧随其后的是载着亲属的小汽车。在阿什维尼生前的工作单位前稍停片刻后，古普塔随灵车前往火葬场。

在市区的另一边，迈特拉正马不停蹄地赶路，希望能见到阿什维尼最后一面。迈特拉跑到火葬场，又行至殡仪馆，但徒劳无果。凭借着最后一次猜测，迈特拉终于找到了灵车所在的位置。迈特拉紧握一束花，用胳膊肘挤开人群，来到准备火化的尸体前。最后，迈特拉推开挡在他前面的阿什维尼的弟弟来到灵柩前。阿什维尼未成年的儿子古普塔刚刚完成最后的葬礼仪式。短暂的沉寂之后，迈特拉将手中的那束花放在已经去世的朋友的脚边。随后，古普塔帮工作人员抬起担架，将自己深爱的父亲，送进加尔各答电力火葬场橙色的火焰中。

在平复了悲伤的情绪之后，迈特拉喃喃地为死去的朋友阿什维尼祷告：“祈祷你不会遗留一丝仇恨，我会为自己赎罪。”如果迈特拉没有沉浸在阿什维尼这位印度独立英雄过早逝世的悲痛中，他或许会听到另外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来自古普塔，他听起来柔软稚嫩，祈求无所不能的上苍：“谁将是我的引路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