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夏天，古普塔是在面对指控与等待判决之中度过的，为了避免被人指责他们事后诸葛亮，他和他的律师团队决定不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古普塔让自己一直都处于忙碌的状态，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共度时光。他主持了一场婚礼，为孙辈们细心搭建树屋，给人脉关系广泛的朋友写信，告诉他们，自己对即将到来的判决有充分的准备。这些信件也成了考验朋友忠诚度的试剂。当麦肯锡的老同事来看望古普塔时，看似满不在乎的他，会跟他们详细地描述，他曾经在工作中为哪些人提供过帮助，包括他的老下属杰罗姆·瓦斯拉鲁（JeromeVascellaro），以及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老同事，但是这些人至今都不愿意拿起笔来给他回信。古普塔觉得自己是华尔街的替罪羊，成为普通民众发泄愤怒的对象，他很怀疑，那些对他落井下石的朋友会不会现在也处于政府的完全监控之中。“你能想象吗？如果每个人的电话都被监听，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古普塔向一个朋友这样问道，这句话隐含的意思就是，他不是唯一被监听的那个。
比坐牢更痛苦的处罚
古普塔职业生涯的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城市纽约以外。纽约这座城市，对新进入的人来说，个人的净财富和工作头衔决定着哪些领域会为之敞开大门，而哪些领域则会大门紧闭。当古普塔担任麦肯锡全球董事总经理一职时，他才开始在纽约这座大都市生活，而要在纽约获得职业生涯上的成功，与他之前在芝加哥或者斯堪的纳维亚完全不一样。古普塔以前的工作履历告诉他，他跟纽约的精英阶层之间有一条很宽的鸿沟，这个精英阶层就是以拉贾拉特南为代表的金融大佬们，他们手中掌控着巨额财富，而这些财富正是古普塔所渴望拥有的。对于像古普塔这样积极追求成功的人来说，与拉贾拉特南这样的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便显得很有必要。有时候，为了能够跟他们维系关系，违背原则也是在所难免。
进入精英阶层的愿望，或许只是导致古普塔敢于违反法律的原因之一，因为一直以来，古普塔都是那种善于控制自己意念的人，所以，我们不大可能完全进入古普塔的内心世界，了解到他最真实的心理活动。将内幕消息传递给他人，与在原本限速60千米每小时的区域开到70千米的情形相比，前者是不是应该受到更严厉的谴责呢？古普塔的人生轨迹中，他第一次违背既定规则是在什么时候呢？这里并不是指哈佛商学院的学生手册或者麦肯锡公司的职业操守。或者，古普塔身边的其他人看上去都这样做过？毕竟，古普塔的一些好朋友，在看起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故中，都存在着被监管部门抓到的违规行为的可能。 在古普塔被定罪后的几个星期里，古普塔的女儿成了他坚强的后盾，而在这之前，古普塔一直都是女儿们的坚强后盾。不管是安抚她们受伤的心灵，还是帮助她们制定自己的职业规划，她们的爸爸都是那个最值得信赖的人。那个夏天，在面对指控和最终定罪期间，古普塔的二女儿梅加，发现“他脸上经常露出让人非常陌生的恐惧”。每当这个时候，梅加都会用胳膊搂住他的肩膀，对他说：“不要担心，爸爸。”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让家人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她们的父亲总是会快速地让自己平静下来。“我没事的，宝贝。”古普塔会这样说，“你还好吧？如果我的宝贝女儿没事，我肯定就没事。”这就是她父亲最大的特点：即便自己处于非常艰难的阶段，他关注的重心依然不是自己，而是身边的亲人。 与坚忍、善于克制自己的古普塔不一样，他的妻子安妮塔习惯于自由表达自己的情感，她对陪审团的裁决意见感到非常震惊。“每个律师都告诉我们说，这个案子不会出什么问题。”安妮塔向某位拜访者这样说。然而，“当法官给出暗示的结论时，我就知道，这下完了”。不是因为法官所说的话，而是法官说话时的语调让安妮塔感觉到，陪审团最终的意见可能还是认为古普塔有罪。即便古普塔妻子的情绪经常会波动，偶尔还会流泪，但古普塔始终努力让自己保持着平和的心态。“生命就像一场旅行！”古普塔以哲学家的口吻说道。“这样的旅行，我宁愿下车。”安妮塔回击道，她边说边抽泣。 在陪审团裁决之后，很多朋友对这一裁决意见表示怀疑，他们用麦肯锡分析师擅长的分析方法，对这一意见提出质疑。“当我在聆听这些证据的时候，特别是指控古普塔在3次董事会会议之后，向拉贾拉特南泄露内幕消息的证据，我就忍不住要问，那古普塔参加的其他49次董事会会议怎么不考虑？”这49次董事会会议也都是在讨论重要的事项，但并没有任何内幕交易的情形出现。麦肯锡的前分析师彭恩都·查特吉（PurnenduChatterjee）在写给拉科夫法官的信中如此说道，他替古普塔鸣不平。“我在解读这一数字的时候，明显地感觉到这有偏差，我在博士阶段读的是统计学，在多元因素影响下，过分重视小概率事件，会对结论带来非常偏颇的影响，特别是还要面临舆论或者其他原因的干扰时，这一结论对‘华尔街’人来说，结果偏离得有些过于夸张。”查特吉的信只是400多封来信中的一封而已，在判决前，很多人替古普塔鸣不平，因而他们会给拉科夫法官写信表示不满。给拉科夫法官写信的人中，有全球精英人物，包括微软的创始人亿万富翁比尔·盖茨，他称古普塔为“为消灭贫困而顽强奋斗的人”，还有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Annan）。当然，大量真诚的、发自肺腑的感人信件是来自古普塔的朋友、表兄妹、外甥和外甥女、侄儿和侄女，其中，还包括他的妻子和女儿们。 连阿尼尔·库马尔的儿子阿曼·库马尔都觉得有必要替这个被他称为“古普塔叔叔”的人写信，尽管他父亲在法庭上做证指控古普塔。阿曼跟古普塔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叔叔”只是印度的年轻人对长者的尊称而已。阿曼·库马尔说，他“最宝贵的一些孩提时代的记忆就是跟古普塔叔叔一起玩飞蝇钓（flyfishing）时掉进科罗拉多河；还有古普塔叔叔告诉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我那个星期从布什总统手里获得了奖杯；我还跟古普塔叔叔一起在沙滩上惬意地散步，然后谈论中学的课程和我喜欢的人”。 在陪审团向法庭提交裁决意见后的一个星期，古普塔前往波士顿大女儿吉檀迦利的家中，帮助她重新设计房子，为她的双胞胎女儿米拉和妮萨安排一间游戏房。吉檀迦利的双胞胎女儿都非常崇拜她们的外公。正是她们的外公，在她们心情不好的时候，陪她们跳舞，让她们开心地笑出声来。尽管古普塔不能改变审判的结果，但他可以在离开家人之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家庭多留下一些欢乐。古普塔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的金融王国，想让一切变得更加有序。古普塔在新丝路基金的手下希望他能够加强与某家私募股权公司的联系，这家私募股权公司也是在他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不过，古普塔并不想在这家公司里面为了点儿股份而自贬身价。现在还无法知道古普塔可能会离开多久，或者为了这场官司，他最终要付出多少金钱上的代价。高盛集团事先替他预付了一部分诉讼费用，最终该案所有的诉讼费用总计为3000万美元。不过，在宣判前一个星期，古普塔得知高盛集团准备向古普塔追回用于该案调查上近700万美元的费用。但古普塔对这一要求置之不理。 对于一个视名誉如生命的男人来说，公众的鄙视是最难以接受的事情。更让古普塔难以忍受的是，由于他的判断失误，给他的妻子和4个女儿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而她们又是他最挚爱的亲人，是他愿意用生命去照顾和保护的亲人。每一天，都会有新的悲伤出现，不仅仅是针对古普塔，还有他的亲人。 事后古普塔才知道，由于要忙于应对审判，三女儿阿迪蒂的毕业典礼他都没有去参加，而阿迪蒂毕业的学校正是他曾经就读的哈佛商学院。在古普塔的官司对外公布之后，很多讽刺他们的文章会“神奇地出现”在阿迪蒂学校的邮箱里面。其中有一封用心险恶的邮件，还劝说大家集体给哈佛商学院施压，切断学院跟她父亲的关系。因为古普塔一直都是哈佛商学院院长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这是一群商人企业家组成的团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哈佛校友，每年院长都会跟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开一次正式的会议，商谈学院发展大事。古普塔同时还是哈佛商学院印度研究中心委员会的顾问，这个研究中心设在印度孟买。当阿迪蒂还在哈佛商学院读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纽约南区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普利特·巴哈拉拉给他们上课，阿迪蒂不得不耐着性子坐下来，让自己的内心努力保持平静。因为，巴哈拉拉正是代表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向他父亲提起公诉的人，而那天讲课的内容正是他如何跟白领罪犯斗智斗勇，且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 尽管古普塔努力试着接受陪审团的裁决意见，但真的让他完全接受，实在是太难了。7月，也就是陪审团裁决后的一个月，古普塔组织了一个饭局，邀请了印度理工学院1971级机械工程专业的同学，以及他们的爱人，一共来了24个人。这个小集体每年都会组织一次聚会，但最近两年，他们聚会的氛围因古普塔在接受犯罪调查而遭到了严重破坏，因为古普塔是他们最尊敬的朋友，他们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自然地，当他们聚会的时候，更多的都是在讨论裁决事项，因为裁决肯定是古普塔最在意的事情。即便是在陪审团裁决之后，古普塔仍然坚信自己是无辜的。古普塔总觉得，自己被拖到向拉贾拉特南泄露内幕消息的事件之中，是不公平的。因为即使古普塔是在开完董事会会议之后，给拉贾拉特南打的电话，但他真的不是有心要将内幕消息泄露给拉贾拉特南的，他从来没有想过拉贾拉特南会根据这些消息进行相应的投资活动。当然，这样做可能会引起争议。“我不可能为别人的某些行为承担责任。”古普塔向自己的好朋友表达自己的不满。毕竟，正如古普塔向他们说的那样，他并没有从中获得过一分钱的好处。 古普塔向他的好朋友们表达了对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的不满，因为主审法官并没有同意他的律师团队向法庭展示，拉贾拉特南可能会从其他渠道获得沃伦·巴菲特即将投资高盛集团优先股的消息。拉科夫法官阻止了古普塔辩护律师向法庭出示这方面的相关证据，这些证据可能会证明，高盛集团的一位高级管理人员疑似向拉贾拉特南泄露了这一重要的内幕消息。当古普塔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场公正的听证会时，他突然发现这些陪审团成员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的重要性，至少跟他所期望的完全不一样。陪审团成员的考虑和思量结束得太快、太突然，很难让人相信他们真的认真思索过摆在他们面前的证据。 2012年10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左右，古普塔回到了由尊敬的拉科夫法官主持的法庭，这个时候的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不再像案件审理期间那样非常坚忍地坐在被告席上。如果说古普塔曾经是受人尊敬的董事总经理和公司机密的保护者，而现在，这一切都离他远去，他站在被告席上。古普塔的妻子安妮塔也来到了法庭，她戴着黑色的太阳镜。在拥抱过自己的妻子和4个女儿之后，古普塔走上了被告席，等待法官的判决。 随着法庭副审法官的一声“全体起立”，拉科夫法官进入法庭。在说完开场白之后，拉科夫法官转向纳夫塔利斯，准备倾听他的发言，了解他为什么主张缓刑而不是监禁。 “我想，古普塔的一生是非凡的，他的生活非常优越，他一生致力于回馈社会，这么说，应该很公平，没有异议。”纳夫塔利斯说。纳夫塔利斯重点提到一份缓刑监督官的报告，这份报告分析说古普塔先生的慈善工作完全出自其真情实感，而不是出于“因为自己是一个社会名流”而应该承担的义务。在纳夫塔利斯说这些话的时候，审判期间曾经出庭做证的古普塔的大女儿吉檀迦利非常动情地看着他，不停地用纸巾擦拭自己的眼泪。紧挨着吉檀迦利的是她母亲，安妮塔穿着一套简洁大方的黑色套装，衣服上面镶有两排珍珠。“这是我唯一见过的，在维护法庭公平正义的过程中，对被告赞美性的描述。”纳夫塔利斯说。 拉科夫法官对此表示认同，不过，对这些充满反差、比较强烈的争论，他需要仔细权衡，随后，他又抛出了另外一番话。“我还听到一些其他的建议，说这样一个有着广泛社会关系网的富人，很容易就能够找到很多人替他写赞美信。我觉得这样想，完全是错误的。”拉科夫法官说，“证明他是一个好人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美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恐怕随处可见好人干坏事的例子。所以，古普拉是一个好人，不能证明他没有犯罪。” 纳夫塔利斯对此表示不同意见，他反驳说犯罪“是一个整体行为，是一个带来更多麻烦和问题的整体行为”。而这顶多只能算是“不当行为”。拉科夫法官对此表示赞同，但他很快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不当行为或许就是谋杀，可能整个实施谋杀行为的人还过着无可指责的、或者说完全合法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不对这桩谋杀案实行严重的惩罚。”他解释说。 在这个案子里，法官倾向于判处古普塔入狱受刑，只是为了起到判决的震慑效应，纳夫塔利斯很快提出：“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古普塔所受的惩罚远比坐牢带来的影响还要糟糕。他的完美声誉不复存在，这种痛苦的经历给他带来的伤害，是我从业那么多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不管我是干检察官工作，还是当辩护律师，没有哪一个案子给当事人造成的伤害，会比这个案子给古普塔造成的伤害更严重。我的意思是，古普塔是一位标志性的人物，为全球数不清的民众树立了标杆……他的这种经历就好比希腊式悲剧里面的桥段。”法庭里的其他人可能并不知道，古普塔的陨落，与其说是一场悲剧，不如说是古普塔未能成功逃脱家族秘密的影响。 家族秘密 “报纸上大幅报道的这个案子，给人最大的感受……这并不是一个有过很多犯罪前科的人再次犯盗窃案。相反，这个案子涉及的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一个年轻人的事业……哪怕只罚他一块卢比，那么，他的职业、人生乃至所有的一切都将被毁灭，永远地毁灭。” 这段话是1935年11月25日，星期一，加尔各答最优秀的辩护律师之一S.K.森（S.K.Sen），在当时备受瞩目的一件案子上的总结陈词时所说的，这起案件的当事人是拉贾特·古普塔的父亲阿什维尼·古普塔。当时的阿什维尼·古普塔还不到30岁，摆在眼前的学术生涯，前途一片光明。但1935年4月9日星期二开始的这个案子，永远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下午2点左右，300多名学生，其中主要是男生，穿着衬衫和腰布，排队进入加尔各答大学阿休托许教学楼（AshutoshBuilding）二楼的大厅，这座教学楼是一幢典型的、带有殖民时代味道的宏伟大厦。那天下午，如此多的学生来到这座大厦是为了参加最后的经济学考试，通过之后，他们就可以获得艺术专业的学士学位。 这是让人筋疲力尽的一天！从早上开始，在超过37.8摄氏度的高温条件下，学生们开始了第一场考试。除了几个空位以外，整个大厅都挤满了人。大约有30～40名安保人员和少数学监人员在房间里巡视。 在考试开始后不久，一名学监发现有些事情比较奇怪。一名学号为160的学生所坐的位置跟指派给他的位置不一致，整个上午他都坐在同一个位置。到下午考试的环节，他又坐到了另外一个缺席当天考试的应试者的位置上。这个位置与原本给他安排好的位置离得比较远。这个学生穿的腰布质量很好，边上还绣着花纹。这名学监发现不对劲之后，便一直盯着这名学生，学监怀疑他的胡子是假的，还故意戴了一副太阳镜。当学监询问这个学生为什么换位置时，他回答说他不能忍受刺眼的太阳光，所以他换了一个位置。学监要求他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这名学生便按照学监的要求去做了。 在向另外一名同事咨询过后，这名学监决定让这个学生签名，准备检查看看这名学生与登记在册的学生签名是否一致。为了防止学生作弊和减少学生替考的风险，大学里一般都会要求学生在考试前先签名，这样的话，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核对验证。这名学监发现这个学生的签名与之前的签名不符。学监们都认为这名学生并不是真正的应试者，而是一名替考者。当这名学生在下午4点钟交卷时，一名学监要求他填写一张空白表格。当这名学生在填写这张空白表格的时候，两名学监要求他在下午离开前，去办公室找一下这场考试的主考官。但这名学生并没有听话，而是快速下楼，然后混进了街上繁忙的人群中。 当这名学生跑出教学楼时，学监们随即开始追他，其中一名学监喊道：“抓小偷，抓小偷。”学监们一直跟着他，直到他滑倒在人行道外。当3名学监将他按倒在地时，他们发现他的胡子和太阳镜都不见了。学监们将这名学生带回了校长办公室，并向校长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随后，校长问这位年轻人的名字叫什么。“阿什维尼·库马尔·古普塔。”这名学生回答说。 在询问之后，阿什维尼承认他是来帮学号为160的那名学生替考的，替考的科目就是经济学的两门课程，考试通过之后，被替考的学生就可以获得艺术专业的学士学位。当校长问阿什维尼为什么这么做时，他回答说，他私底下在帮这个学生辅导经济学课程，这个学生要求他这么做。随后，阿什维尼被遣送回家，等待处理。 几天之后，警察来到阿什维尼位于加尔各答北部的家里，并逮捕了他。在搜查的过程中，警察发现了一块腰布和一张加尔各答大学的准考证，上面的学号是160，这张准考证属于当天本来应该参加考试的那名学生。为了方便，印度的洗衣工都会在不同的衣服上留下不同的标识，而阿什维尼那天所穿衣服上的“腰布标识”与他替考的那名学生的衣服标识相同，几天后，那个学生也证实这块腰布就是他自己的。将衣服借给阿什维尼，只是为了让他穿上这块腰布后，看上去更像自己一点。当警察继续深挖这个案件的时候，他们发现，当天早上，阿什维尼向他工作的里邦学院的领导请假，说自己得了痢疾。在这之前，阿什维尼还先去理了一个头发，故意将头发染色、剪短并烫了一个鬈发，这样还能够起到一点化妆的作用，跟他原来的样子有了一些区别。 这个案子后来在加尔各答闹得满城风雨、轰动一时。在两个星期里，大家每天都跟着报纸上的新闻报道，了解法庭上的审理情况，报纸上的新闻标题也特别醒目，用的是“正在接受审判的教授和学生”这样的字眼。 阿什维尼否认所有的指控，认为自己是被人骗了。不管怎样，1935年12月4日，加尔各答法官认为阿什维尼犯有两项罪名：欺骗别人将自己伪装成加尔各答大学的学生和在经济学考试时作弊。阿什维尼被判处6个月的劳动惩戒。阿什维尼上诉，但1936年4月，加尔各答高等法院维持原判。法院判决，上诉人完全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骗子，而且在社会上也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 法庭和公众所不知道的是，对这个值得尊敬的人来说，自我辩护是阿什维尼唯一可以选择的方式。阿什维尼是为这个他替考的加尔各答大学学生站在法庭上的，这个学生向他支付了一个月50卢比的家教工资。阿什维尼之所以要挣这笔钱，是为了给社会党筹资。看上去，阿什维尼似乎干了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但只有他身边最亲近的人才知道，他之所以这么做，背后其实是非常高尚的原因，他深爱着自己的祖国。而75年之后，阿什维尼的儿子却是因为不光彩的原因而将自己崇高的声望毁于一旦。 最后的发言 在拉科夫法官准备对案件做出最终判决前，古普塔换到被告席上的第二张椅子上，开始在法庭上做最后的发言。“从我少年时失去父母之后，过去的18个月是我人生中最煎熬、最具挑战性的一段时光，”古普塔说话的时候稍显紧张，“我一辈子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声誉就这样毁于一旦。陪审团的裁决对我的家人、朋友还有我自己来说，真的是毁灭性的打击。它对我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个人的、职业的还是财务的影响都极其深远……让安妮塔和我的女儿们快乐幸福是我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是亲密而又彼此深爱着的一家人。然而，她们却不得不因为自己的丈夫和父亲而承受各方面的压力，她们的同事和同学会非议她们，她们未来的职业生涯也会受到牵连，还有一些其他的负面影响。看到她们遭遇这样的痛苦，我真的是于心不忍，特别愧疚。我认为是我让她们陷入这样的境地，我真的很难过。” 在法庭宣判前，来到这里，古普塔就是要表达这样的情感。古普塔继续说：“不管发生什么，我内心都表示完全接受，对我的家人和朋友，我表示深深的感激，也期待得到他们的宽恕。” 在短暂的停顿之后，拉科夫法官开始发言。政府部门希望判处古普塔10年刑期。而古普塔不希望去监狱服刑，他希望自己可以被判去卢旺达服刑，这样的话，他就能“在农村地区工作，帮助他们消灭艾滋病（HIV）、疟疾和消除贫穷，确保食物安全”。 对这两条意见，拉科夫法官都否决了。古普塔的声誉已经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所以，没有必要采取严厉的处罚来防止古普塔再犯类似罪行；然而，如果只是判缓期执行的话，这对未来可能犯同样罪行的人的惩戒效果又不够。尽管在判决的时候，拉科夫法官不需要证明自己做出如此判决的理由，但针对这一案件，他还是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尽管古普塔做了很多慈善事业，“但或许是因为没有找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事情可以征服，所以可能会有某种失落感”。在拉科夫法官看来，“尽管目前古普塔并没有从泄露内幕消息给拉贾拉特南的行为中获利，但毫无疑问，这种行为会带来未来的盈利、机会，甚至某种兴奋的感觉”。 终于要到判决的时候了，面对站在自己眼前的被告人，法官大人的心情很复杂，这个人的一生充满了太多的矛盾之处和复杂多变的情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联邦法院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位被告，他在过去的岁月里取得过如此辉煌的成就，不仅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成绩斐然，而且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他也是当代社会的精英代表。”拉科夫法官陈述道，“但从被告所实施的违法行为来看，不管是行为本身，还是行为带来的社会影响，其危害又是非常明显的。在法庭看来，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古普塔先生很清楚，他应该对高盛集团担负起相应的受托责任，在2008年9月和10月，也就是金融市场处于动荡不安的时期，这个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市场稳定，可是古普塔先生却在这样的时刻，鲁莽地将高盛集团的内幕消息泄露给拉贾拉特南。”古普塔将沃伦·巴菲特购入价值50亿美元的高盛优先股的消息告诉拉贾拉特南，这“无疑是在背后捅了高盛集团一刀”。 下午4点左右，距离古普塔进入法庭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拉科夫法官做出了判决：两年监狱刑期！随后，拉科夫法官拿起一堆材料，风度十足地离开了法官席，而古普塔和他的辉煌成就：印度理工学院、哈佛商学院和麦肯锡公司则永远地失去了光泽。古普塔面无表情地坐在首席律师纳夫塔利斯的旁边，他当时的表情跟他在15岁时他父亲火化一样失落和茫然。因为帮学生作弊替考，所以，阿什维尼·古普塔是带着耻辱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但当他去世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印度第一任总理的亲密伙伴。而55年之后，远在5000千米之外的美国，阿什维尼·古普塔的儿子却正好相反，他之前是受人尊敬的董事总经理，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却以这种耻辱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之前，古普塔是美籍印度人的精神领袖和人生楷模，而今天，他却成了这个群体的耻辱，很容易让带有偏见的美国人，将这种道德堕落的行为看成是美籍印度人的普遍特性。作为经历过“双重好运”的一代人，这样的判决，无疑会让古普塔的余生在悔恨与自责中度过，就像被诅咒了一样，这样的惩罚，远比法官在法庭上的判决，要残忍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