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钱生钱才有意思

2008年1月3日，按照鲁米·可汗跟政府达成的自愿协议，她在律师的陪同下来到纽约，向有关部门交代她所掌握的信息。根据自愿协议，检察官承诺，除了一些例外情况，他们不会使用个人的证词来指控可汗。这些例外情况包括：可汗可能会撒谎。一开始，可汗明显有所保留。第一天交流过后，见可汗如此不配合，负责帆船集团案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助理律师劳伦·戈德堡向可汗提出警告。第二天，可汗决定向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律师提供一份内幕交易的新线索，而此前检察官并没有关注到这条线索。

可汗解释说，在2007年年中的时候，她曾经将谷歌公司第二季度业绩下滑的内幕消息告诉了拉贾拉特南。可汗说这一内幕消息是她从沙马拉·赫塞恩（ShammaraHussain）那里获得的，赫塞恩是MarketStreetPartners公司的一名基层员工，这家公司负责帮助谷歌公司处理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可汗是于2006年下半年在旧金山举行的一次科技会议上认识赫塞恩的，当时赫塞恩只有21岁。两个人交谈了一番，可汗发现赫塞恩竟然来自孟加拉国，跟自己的丈夫来自同一个地方。事情真的就是那么巧，可汗知道赫塞恩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而且就在AMD工作。赫塞恩吹嘘自己知道很多股票消息，即便是在开会的过程中，她都会忙着交易。为了更好地接近赫塞恩，可汗邀请赫塞恩的父母共进晚餐。很快，可汗就在赫塞恩的生活中扮演起南亚“阿姨”的角色，可汗会建议她如何穿衣打扮，甚至告诉赫塞恩，自己会把她当女儿一样看待。

赫塞恩已经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范围内。几个月前，律师们已经从可汗的通话记录里找到了赫塞恩的名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帆船集团案调查团队的新人贾森·弗里德曼用谷歌搜索这个号码，并在一家板球俱乐部的网站上发现了这个号码。赫塞恩正好是这个俱乐部的员工，这个号码就是她的。同时弗里德曼还发现这个号码也出现在一个宝马爱好者的网站上，这个电话号码登记的用户名为“shamz”，赫塞恩在这个网站上投放了很多出售宝马车的广告。当弗里德曼浏览这个网站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发帖来表达对她的傲慢自大的不满。弗里德曼还发现赫塞恩喜欢在一个知名的股票网站寻找阿尔法写的一些关于股票买卖的博客文章。赫塞恩还在minekey网站上有一个账户，经常在该网站对各种事情发表自己的观点。其中有一条评论是这么写的：“存钱真的很无聊……想办法让钱生钱才有意思！”

2007年6月中旬的某一天，可汗说赫塞恩给她打电话，让她做空谷歌公司的股票。

“我不准备做空谷歌。”可汗表示不同意赫塞恩的观点。谷歌公司的股票价格像火箭一样地向上涨，这个时候做空无疑是自杀。大概7～10天之后，赫塞恩再次给可汗打电话，还是让她做空谷歌公司的股票。这一次，赫塞恩向可汗透露了一些重要的消息：“我们有一个为谷歌提供IR服务的团队，我是其中的成员之一……他们达不到预期的盈利状况。”IR指的是投资者关系，很多公司会雇用一些专业的IR团队，让他们负责对外宣布公司的盈利状况以及公司的一些其他消息。

可汗有些激动，她其实并不希望赫塞恩打电话告诉她内幕消息，因为她之前在这方面有过违法记录。

“你不要再用这个电话号码给我打电话了，”可汗告诉赫塞恩，“有什么事情我们当面交流。”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可汗跟赫塞恩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市见过几次面。在她们第一次会面的时候，赫塞恩说她希望可汗能够给她1万或2万美元，因为她向可汗透露了谷歌公司的内幕消息，可汗这样跟检察官说。但实际上，可汗并没有付给赫塞恩一分钱。有一次两人见面的时候，可汗给了赫塞恩一部手机，这部手机登记在可汗家保姆的名下，这样的话，从赫塞恩那里打来的任何电话在通话记录中都会显示是保姆打来的，而不会让人怀疑这个电话其实是来自为谷歌公司服务的投资者关系公司。当赫塞恩将谷歌公司财务状况变差的详细信息跟可汗说过之后，可汗又将这一重要消息告诉了拉贾拉特南。在7月13日接到可汗的电话之后，拉贾拉特南便将手里所有的谷歌公司股票清空并建立了2500万美元的空头仓位。7月下旬，谷歌公司对外公布业绩，果然如赫塞恩所预测的那样，拉贾拉特南因此净赚几百万美元，可汗赚的钱也超过了50万美元。

尽管可汗向执法部门详细地介绍了她与赫塞恩以及拉贾拉特南内幕交易的相关情况，但在希尔顿酒店的股票交易上，她没有说实话，并且也不准备将内幕消息的线人说出来。当检察官询问可汗有关希尔顿股票交易的情况时，她只是说，买入希尔顿酒店的股票完全是听从分析师的建议。可汗的股票分析师当时向她推荐了3只酒店类股票，她选择了希尔顿，并解释了选择希尔顿的理由。可汗说因为希尔顿家族企业的继承人帕丽斯·希尔顿（ParisHilton）被捕入狱，这个消息可能对希尔顿酒店来说是一个利好，公司的股票可能会走高，所以她才会买进。不论是迈克尔森还是来自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都不相信她编的这个故事，但他们又无法从她口中套出事情的真相。

2008年3月，经过一年半的辛苦调查，迈克尔森感觉他和他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团队仍然没有什么收获，一直都在原地打转。在迈克尔森怀疑拉贾拉特南根据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28只股票中，只有宝利通和谷歌这两只股票从可汗那里获得了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是可汗将公司的内幕消息泄露给帆船集团的。就希尔顿股票交易而言，尽管证据非常明显，拉贾拉特南和可汗都是在黑石集团宣布收购之前大举买入的，但迈克尔森不能确定到底谁才是内幕消息的泄露者，是拉贾拉特南还是可汗呢？关于其他股票的内幕交易，执法部门收集了大量的间接证据，那就是拉贾拉特南和可汗每次通过电话或者短信交流后，都会发生相应的股票交易活动。

对那些日常交易非常少的投资者来说，用这样的间接证据给他们定性内幕交易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但对于每日交易量高达1200万股的拉贾拉特南来说，这些证据显然不够。因为，即便证据充足，拉贾拉特南都会拿出上百份研究报告来证明他买卖某些股票的依据是什么，这些报告都来自华尔街的经纪公司，他们每个星期都会将研究报告发给拉贾拉特南这样的投资者。或者，拉贾拉特南会说，他的交易决定来自公司内部的分析师所提供的投资建议，这就是拉贾拉特南典型的“粉饰行为”。

经过多年的摸索，拉贾拉特南发明了很多聪明的做法来隐藏帆船集团的真实交易策略。拉贾拉特南最常用的套路是他偷偷地将具体交易告诉他最信任的门徒亚当·史密斯（AdounSmith）。史密斯是2002年从摩根士丹利跳槽到帆船集团的，他在纽约的对冲基金界干得很不错，并于2006年升职为基金经理。在史密斯投资之前，他都会跟拉贾拉特南就交易的具体仓位讨论好几次，也就是到底买卖哪些股票及买卖多少。例如，当帆船集团觉得某件事件可能会影响某只股票时，拉贾拉特南就会告诉史密斯买入或者卖出这只股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政府着手调查，帆船集团也是有应对策略的，因为他们的每笔交易都是有依据的，都是内部讨论分析的结果，甚至有时候他们的意见还不一致。这样的交易方式就为拉贾拉特南的内幕交易提供了非常好的掩护，因为这样很难界定拉贾拉特南对某只股票的交易是否源于他收到的某条短信，尽管短信的内容正好是这家公司的利好消息。

从拉贾拉特南第一次接受调查算起，已经有好几个月过去了，到2008年春天的时候，迈克尔森还是没能发现更多有关他从事内幕交易的证据。AMD的交易最让人恼火，因为迈克尔森认为拉贾拉特南的这笔交易一定是有内幕消息的。迈克尔森反复梳理拉贾拉特南的短信记录、电子邮件，以及其他几个证人的证词，但就是找不到这个内幕消息到底是谁泄露给他的。

我们需要一个钓鱼电话

2008年3月3日，在跟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负责南部地区的检察官会面之前，迈克尔森列了一个股票名单，这些股票都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为拉贾拉特南通过内幕消息交易的股票。在该名单的右上角，印着“机要密件”的字样，但字体比较小。除了列出的28只股票之外，迈克尔森还添加了一列可能的消息来源渠道，也就是每家上市公司可能提供内幕消息的线人。列表中有将近一半的上市公司，迈克尔森都没办法确定内幕消息的来源。对这些没法确定内幕消息来源的公司，他都加了括号。名单上的第一家公司就是AMD，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在调查AMD上可没少花工夫。在紧挨着公司名称的那一列里，也就是内幕消息来源的那一列，迈克尔森在括号里写的是巴拉斯·兰加拉简（BharathRangarajan）。

那个夏天，在梳理AMD通话记录的时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注意到有很多电话是从公司高管办公室旁边的会议室拨出去的。拉贾拉特南的电子通信录中就有兰加拉简的联系方式。兰加拉简是AMD的一位副总裁，他非常清楚这家半导体公司2005年秋季的战略变化。兰加拉简和AMD的首席执行官赫克托·鲁伊斯（HectorRuiz）是AMD公司激进的市场战略的设计者。兰加拉简之所以成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关注的对象，就是因为他的名字出现在拉贾拉特南的通信录中，而他又刚好能够接触到公司的内幕消息。但是在AMD公布任何消息之前，兰加拉简跟拉贾拉特南之间并没有任何短信或者邮件往来记录；因而没有办法证明兰加拉简就是为拉贾拉特南提供内幕消息的那个人。证据力度太弱，但到目前为止，迈克尔森能做到的就只有这些。

2008年1月时，可汗和政府相关部门商谈达成的协议之一就是她同意将其与拉贾拉特南之间的通话进行录音。但可汗不知道的是，检察官们很早之前就在考虑申请监听拉贾拉特南的手机通话。一直以来，手机监听主要是用于有组织的犯罪、毒品交易和恐怖活动，但从来没有在内幕交易调查中使用过。尽管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窃听法案》（FederalWiretapAct）的扩大了监听犯罪领域的范围，其中就将通信欺诈包含在内。其他不说，内幕交易确实违反了通信欺诈法规。

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律师桑杰·瓦德瓦想到用窃听器这一招的是曼哈顿区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助理检察官劳伦·戈德堡。戈德堡在2008年年初给瓦德瓦打过一个电话，前面介绍过，戈德堡是负责帆船集团案的检方代表。“你有没有研究一下里有关窃听器的使用权限？”戈德堡这样问瓦德瓦。按照的规定，使用窃听器是有诸多限制的，通常情况下只有刑事部门才有这个权力，而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样的民事部门是没有权力使用的。在拉贾拉特南案中，戈德堡建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他定性为通信或者邮件欺诈案以获得监听权限。瓦德瓦和贾森·弗里德曼就这个问题做了不少功课，他们认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有权力使用窃听器，但最后，曼哈顿区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为了保险起见，决定偷偷做这个事情，不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共享通过窃听器搜集到的证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这个决定一无所知，因为法律确实向政府部门披露了窃听器的使用情况有很多限制。在瓦德瓦和弗里德曼看来，通过窃听器监控拉贾拉特南已经不现实了，他们只是很纳闷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美国任何地方的联邦检察官想要从法院获得监听权都必须得到美国司法部的批准才行，通常情况下，司法部会要求提供两方面的理由：使用原因和必要性。为了满足使用原因方面的要求，检察官都需要提供与正在调查的案件相关、涉嫌犯罪行为的通话录音。检察官通常将这个称为“钓鱼电话”，这个电话必须是来自准备监听的那个号码。此外，检察官还必须证明监听的必要性，这就意味着在使用监听这一招之前，他们已经用尽了所有可用的调查手段，比如实际监视、线人资源、梳理交易记录，以及其他的一些辅助方法，或者是，他们虽然没有使用其他手段，但是即使使用其他手段对案件的调查也不会有什么效果，甚至还会破坏调查进程。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检察官，戈德堡知道在这样的一件针对美国白领进行调查的案件中，动用监听手段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2008年，美国司法部一共批准了1891起电话监听案件，其中有1600起是针对毒品调查案的。只有12起案件针对阴谋事件，阴谋事件的起诉对象通常是白领。“我们需要一个‘钓鱼电话’。”戈德堡告诉迈克尔森。用不了多久，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就会拿到他们想要的电话记录。

2008年1月14日，可汗在加利福尼亚州阿瑟顿自己家中的办公室里，在FBI的康特工和另外一位FBI特工的监督下，拿起电话，打给了拉贾拉特南。为了顺利拿到“钓鱼电话”，康特工建议可汗要尽可能表现得正常一些。当电话接通之后，拉贾拉特南对可汗说他正在开会，晚一会儿会给她回电话。过了一小会儿，拉贾拉特南便用办公室的电话给可汗打回来了。

“这个季度的盈利情况如何？有没有英特尔的消息？”可汗在这个被录音的电话里问道。拉贾拉特南告诉她，英特尔公司的收入将会上涨9%～10%，但预期盈利会下降8%。第二天，英特尔公布的报告显示收入上涨10.5%，作为指导意见的一部分，报告预测下个季度的盈利将会下降10%。

当可汗问到赛灵思公司的状况如何时，拉贾拉特南毫无防备地回答说：“赛灵思这个季度的表现会非常好……我还没有打电话确认……我必须给切拉姆打个电话。”拉贾拉特南经常会从赛灵思公司获得一些重要的“边料”，可汗告诉调查人员说，她知道拉贾拉特南刚才所说的切拉姆指的是谁，他就是赛灵思公司的前任高管克里斯·切拉姆，切拉姆是拉贾拉特南还在尼达姆公司工作时，在硅谷建立起来的南亚朋友圈中的重要成员。拉贾拉特南告诉可汗说他要核实一下赛灵思公司的情况，让她过几天再给自己打电话。

3天后，在2008年1月17日，可汗再次拨通了拉贾拉特南的电话，这一次她打的是他的手机。“嗨，有没有从赛灵思获得一些消息？”可汗问。“我想这个季度还可以，下个季度可能会不太好。”拉贾拉特南回答说。可汗试着引诱拉贾拉特南多透露一些内幕消息。于是，可汗问道：“你是从公司内部谁那里获得这个消息还是……”“是啊，我的意思就是某个知道赛灵思内幕消息的人告诉我的。”拉贾拉特南回答说。

当天晚些时候，赛灵思公司对外披露了2008年3季度的盈利和收入情况，正如拉贾拉特南所预计的那样，结果都还不错。

由于有了这个可以定罪的电话记录，2008年2月，戈德堡提交了电话监听的申请表。为了获得法院对监听拉贾拉特南手机的支持，联邦检察官在申请表中提出的理由是这样的，他们认为拉贾拉特南正在用这部手机进行犯罪活动。与所有电话监听的申请流程一样，这份申请表由华盛顿特区美国司法部的一名律师进行评估，这位律师想知道，拉贾拉特南是否曾经被实际监视过。司法部的这位律师在批文中指出：“至少应该尝试一下实际监视。”

之前确实没有对拉贾拉特南进行过实际监视，但从2008年3月4日，也就是收到司法部律师发来邮件的第二天开始，FBI的康特工就开始对拉贾拉特南在曼哈顿区市中心的办公室、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小镇环山路大厦的办公室，以及纽约的萨顿酒店住所进行实际监视。但康特工并没有发现拉贾拉特南的身影。到了晚上，康特工才知道原因：原来拉贾拉特南本人其实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在戈德堡提交电话监听申请表之前，司法部的律师曾经要求他解释为什么没有对拉贾拉特南进行过实际监视。“这是相当明显的疏忽啊……我猜是因为这种类型的通信欺诈要比普通的毒品通信欺诈更容易起诉，于是，这个必要的环节便显得格外重要。”司法部官员说，美国司法部的官员还是非常具有先见之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