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圣诞节还有3天的时候，拉贾特·古普塔身着灰色细条纹西装，在两位律师的陪同下，来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纽约分部4楼的接待处。古普塔的白衬衫熨得平平整整，乌黑发亮的头发中带有几分灰色，这身打扮看上去干净利落、无可挑剔。古普塔和他的首席法律顾问加里·纳夫塔利斯（GaryNaftalis），看起来好像是电影《天生冤家》（TheOddCouple）里面的两位主角，正从某个地方剧院走出来。纳夫塔利斯满头白发，而且衣服皱巴巴的，好像一位心不在焉的教授。而尊贵的拉贾特·古普塔，穿得像政府首脑一样。想必古普塔也未曾预料到，2010年12月的某个早晨，刚刚过完62岁生日的自己就会陷入这样的境地，惹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官司。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误会，肯定可以化解。
一年前，高盛首席法律顾问曾经告知古普塔，他与一桩政府正在调查的案件有关。古普塔在黑暗中挣扎了很长时间，被旋涡般的流言蜚语所折磨，却无力平息这一切。古普塔无论在私底下还是公开场合都否认对自己的指控，在他完美无瑕的职业生涯中，绝不存在这个污点。现在，在美国最著名的辩护律师的陪伴下，古普塔将与政府部门的律师代表首次会面。事情可能与塞德纳公司（SednaCapitalManagementLLC）有关，这是纽约一家鲜为人知的、现已解体的对冲基金公司。
瓦德瓦的成长历程
为了调查塞德纳公司，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调查市场舞弊的部门副主任桑杰·瓦德瓦（SanjayWadhwa）花费了整整4年时间。这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纽约对冲基金经理的调查历史中，遇到的最大规模的案件。现在桑杰·瓦德瓦正着手准备另外一个案子的调查，其涉案规模可能会更大。经历多次的周旋和无数次的拖延后，瓦德瓦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律师团队终于决定，与在美国企业界备受尊敬的美籍印度高管古普塔进行面谈。古普塔为年轻的美籍印度人树立了成功的典范，包括桑杰·瓦德瓦在内的美籍印度人都视他为楷模。 尽管桑杰·瓦德瓦乌黑的头发上点缀着几丝斑白，但44岁的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10岁。瓦德瓦身材修长，戴着金属框架眼镜，有一张看上去很温和、总是若有所思的脸。桑杰·瓦德瓦出生在新德里，19岁的时候来到美国。通过作为税务律师的历练，他这样一个从印度旁遮普省走出来的孩子，最终成长为像古普塔一样令人尊敬的时代楷模。古普塔是印度年轻一代的榜样，他从印度的后街小巷成功地走到了美国的权力阶层。从德里的现代中学，到竞争激烈的印度理工学院，再到哈佛商学院，古普塔的成长轨迹在美籍印度人中广为流传。桑杰·瓦德瓦正是沿着类似的轨迹前行的，他虽然没有古普塔那么有名，但仍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桑杰·瓦德瓦的父亲名叫阿琼，阿琼于1937年1月出生在拉合尔市的一个工人家庭。拉合尔市是位于印度西北部的城市，在历经一连串的侵略之后，繁华不再。但莫卧儿帝国赋予拉合尔市美丽的花园和诸多启迪心智的建筑，而英国统治者给这座城市留下了很多不朽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瓦德瓦的母亲名叫拉什米，比阿琼小一岁半，出生在萨戈达市。萨戈达市在拉合尔市的西北方向，两个城市大约相距160千米，自拉合尔市去往阿富汗也是同样的方向。 印度宣布独立之前，拉合尔市和萨戈达市都是旁遮普省的一部分。旁遮普省有17932个城镇和村庄。尽管此地宗教派别较多，历史上他们之间亦曾短兵相见，不过在英国的统治下，他们都能和平共处。就像那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谚语所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句话在旁遮普省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然而，政治利益改变了这一切。印度在1947年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管辖，其分裂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对瓦德瓦的家庭来说，与许多旁遮普人一样，地区的分割意味着生活发生重大改变。1947年6月，阿琼和两个妹妹及两个弟弟一起跟母亲坐火车来到了分割后仍属于印度的哈德瓦，他们的父亲则留在了拉合尔市。 当他们准备离开拉合尔市时，10岁的阿琼对逃离的情形深感震惊。“每当火车停下时，人们都会奋力挤进车厢，甚至直接坐在通道上，”阿琼回忆道，“即使没有火车票，人们也会挤上火车，因为他们都想活下来。”与此同时，在另一列火车上，阿琼未来的妻子、8岁的拉什米，离开了萨戈达市。 印巴分治引发人群大规模迁移，100万人在迁徙途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制止因分治而引发的流血冲突，是新成立的共和国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鼓励全国民众“与命运共舞”，以及“追求独立和自由的生活”。在首次公开演讲中，尼赫鲁发誓要在年轻的印度共和国消灭“贫穷、无知和疾病，以及机会不平等”。1966年10月，阿琼和拉什米迎来了儿子桑杰·瓦德瓦，但尼赫鲁对全国民众的承诺还没有变为现实。20世纪70年代，在尼赫鲁的女儿、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Gandhi）的领导下，印度国民经济深陷沼泽，停滞不前。 对于普通的印度人而言，生活的重担让人步履维艰。食物短缺，糖和大米都只能定量配给。人们常常排着长长的队伍领取这些食品。虽然旁遮普省的小麦供给很充足，但是因为其道路崎岖，运输困难，大量饥饿人群还是很难获得小麦供给。安装一部私人电话要花费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有了议员的信件作为支持，安装第二部电话或者获得一罐煤气才容易了很多。 腐败的猖獗令人震惊，加上失业率飙升，阿琼对未来的日子忧心忡忡，他并不是担心自己的生活，而是为十几岁的儿子瓦德瓦和两个女儿担忧。受到加尔各答男孩拉贾特·古普塔前往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打拼的成功故事的鼓励，1971年，包括阿琼兄弟在内的很多人背井离乡，外出闯荡去寻找机会。如果阿琼没有及时加入外出的队伍，他的家庭可能也会深陷印度的绝望旋涡之中。1985年，阿琼的兄弟从美国发出邀请，帮助他申请了美国绿卡。 48岁那年，阿琼离开在加尔各答生活的妻子和孩子，前往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莱克沃思，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尽管阿琼在印度拥有丰富的商业管理经验，但在美国，他还是得从基层做起。阿琼以管理实习生的身份加入佛罗里达州的一家药品连锁店。仅仅一年后，阿琼就把家人接到了美国。不久后，阿琼又晋升为药店经理助理。阿琼的妻子和3个孩子打包了几个手提箱的行李，离开了他们的家乡。当时，瓦德瓦的母亲手头仅有100美元，这时刻在提醒他们，尽管心中满是悲伤，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必要的。为了保存印度岌岌可危的外汇储备，印度政府尽可能限制每个人出国时所携带的外汇金额。 在美国，阿琼很难凭借药店经理助理的薪水养活一个五口之家，所以他的孩子们都是通过勤工俭学读完的大学。瓦德瓦主修会计，从名不见经传的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FloridaAtlanticUniversity）获得了工商管理专业学士学位。瓦德瓦之所以选择这所大学，是因为它是唯一提供优质的会计课程，且距离父母的家仅几分钟车程的学校。瓦德瓦没有办法住在校园里，因为他们家负担不起住宿费。虽然课业安排得很满，但瓦德瓦仍然在当地一家药店兼职做仓库保管员和收银员，每个星期工作50小时，以赚取下学期所需的学费。毕业后，瓦德瓦继续学业，在南得克萨斯法学院（SouthTexasCollegeofLaw）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随后，他前往曼哈顿区谋求发展。 瓦德瓦一直梦想去纽约工作，他觉得像他爸爸这样拥有MBA学历的人，当年如果选择去纽约，而不是留在佛罗里达州，可能会有更多机会。不过，瓦德瓦也知道，如果没有顶级的法学院文凭，在纽约被一家“白鞋公司”(3)雇用只是小概率事件。于是，瓦德瓦按照一般印度人在美国奋斗的路径前行。他又重新回到法学院深造，选择在纽约大学专攻税收法律方向，而且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如果说有什么能够让你捧到“铁饭碗”的话，那就是学习税法专业。 兰德尔律师事务所直接从纽约大学进行校招，瓦德瓦有幸被录取。然后他又继续努力，通过了律师职业资格考试，之后跳槽到更具吸引力的世达律师事务所。在法律行业工作，不仅是对智力的极大挑战，更是对灵魂的冲击。瓦德瓦负责给诸如美林、高盛这样的投资银行设计深奥难懂的结构性金融产品，再向普通美国人兜售养老基金，这个工作让他十分难受。 瓦德瓦知道，如果他的巨额工资是通过保护某些公司贪婪的欲望而获得的话，他的父母在印度也会觉得不开心。父母给瓦德瓦灌输的思想是，要重视工作带来的社会价值，而不能只看重其财富效应。瓦德瓦的叔叔自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毕业之后，毅然选择回到印度的大学任教。一旦瓦德瓦偿还完读法学院时所申请的贷款，他也准备做出一些改变。 2003年7月，当拉贾特·古普塔卸去任期长达9年的麦肯锡全球董事总经理一职时，瓦德瓦恰好成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纽约的专职律师。戴维·马科维茨（DavidMarkowitz）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纽约地区的负责人，他把瓦德瓦带入伍尔沃斯大楼的一间临时会议室，首次让瓦德瓦参与案件的调查。这个会议室是“9·11”事件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下曼哈顿区的临时指挥部。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纽约分部位于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在那次恐怖活动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数以万计的文件，以及与之相关的案件资料都被毁掉了。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从地板到屋顶堆满了大量未分类的银行文件箱。马科维茨用手指了指房间，说道：“犯罪证据就在这72箱文件中。”然后，马科维茨便离开了房间。 瓦德瓦花了两年的时间来梳理这些材料。2005年4月，他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的第一桩内幕交易案浮出水面。这是一桩针对法国兴业证券前董事总经理的诉讼案件，法国兴业证券是法国兴业银行在美国设立的经纪公司。不久之后，另一桩更大的案件浮出水面。此案件涉及内幕交易，在克罗地亚一家内衣厂工作的退休裁缝，投资了锐步国际（ReebokInternational），仅两天时间就净赚200万美元。在这位裁缝获利的背后，隐藏着华尔街的一个神秘集团，他们经常在世界金融中心的冬季花园中庭交换信息，瓦德瓦也经常去那里喝咖啡。让瓦德瓦苦恼的是，内幕交易者竟然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眼皮底下猖狂作案。其实，在法国兴业银行和锐步国际案件中赢得诉讼所需的毅力，与瓦德瓦即将接手的下一个案件相比，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预演，而他对此一无所知。 2010年12月22日，上午10点，瓦德瓦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仔细阅读卷宗，突然他听到电子邮件的提醒声。发邮件的同事名叫贾森·E.弗里德曼（JasonE.Friedman），“刚刚接到电话，”弗里德曼在邮件里面写道，“他们来了。” 我恭敬地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纽约分部的419号证供室空间狭小，墙壁是黄色的，有关银行家的资料箱堆满房间，让人感到有些窒息。房间的一角挂着美国国旗，在一面墙上，视线齐平处，挂有一张美国现任总统的照片。 一名警卫将古普塔和纳夫塔利斯及两个助手带进证供室。尽管纳夫塔利斯的穿着看起来皱皱巴巴，他却是纽约最著名的白领辩护律师之一。《华尔街日报》（WallStreetJournal）形容纳夫塔利斯为“白领人群中的变色龙：他无所不能”。纳夫塔利斯曾为迪士尼公司前首席执行官迈克尔·D.艾斯纳（MichaelD.Eisner）和华尔街炙手可热的金融家肯尼思·朗格尼（KennethLangone）等名流打过官司。像许多辩护律师一样，纳夫塔利斯曾在纽约南部地区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过6年，这里也是鲁迪·朱利安尼（RudyGiuliani）(4)声名鹊起的地方。在私人执业前，纳夫塔利斯已经升职为刑事案件部门的副主任。纳夫塔利斯曾无数次陪同诉讼委托人参加这样的面谈，他非常熟悉这里的流程。纳夫塔利斯在会议室里表现得游刃有余，他是高手中的高手。 当古普塔及其律师团队在房间里坐下后，瓦德瓦、弗里德曼和另外一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约翰·亨德森（JohnHenderson）进来了。当发现古普塔及其律师团队已经在房间里时，瓦德瓦稍感惊讶。通常情况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都会在证人抵达前进入证供室，以便安排座位。律师通常安排证人坐在面对窗户的位置，这样可以让证人放松警惕，从而套出更多实话。在警卫的护送下，老谋深算的纳夫塔利斯让古普塔背对窗户，坐在他旁边。 纳夫塔利斯热情地跟亨德森打招呼，与这位年轻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律师寒暄。亨德森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纽约洋基队的铁杆球迷，在加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之前，曾在纳夫塔利斯的法律事务所工作。亨德森以前住的地方离纳夫塔利斯仅有270多米，但纳夫塔利斯是纽约大都会队的球迷。礼节性的寒暄之后，古普塔与瓦德瓦握手，并朝他微微一笑，之后证人开始宣誓。瓦德瓦发现古普塔的情绪掌控能力很强，而且看起来神秘莫测。就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邀请古普塔来做证令他很恼怒，古普塔也不会表现出来。亨德森开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式的讯问，而瓦德瓦则一直关注着古普塔，看他是否会出现紧张的肢体语言或者故意躲闪回避。不过什么都没有发生，古普塔没有任何异常表现。 “古普塔先生，您是否正在接受治疗或者服用药物，从而会影响到您的记忆力或如实回答问题的能力？”亨德森提问。“没有。”古普塔回答。随后，亨德森直接切入案件的核心。亨德森询问古普塔是否为应对此次证供阅读过相关文件。“在律师的建议下，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证人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我恭敬地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古普塔回应说。“对此权利的界定有多种不同的方式。”亨德森说话的口吻很正式，但他对古普塔的回答感到很惊讶。亨德森告诉古普塔，如果其想维护自己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你只需要说你拒绝回答，理由是回答可能会连累你。换句话说，如果你觉得真实地回答问题将会表露你犯了罪，同时你希望通过美国宪法维护自己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会被强迫回答任何问题”。 亨德森询问古普塔是否听懂他刚刚所说的。古普塔出乎意料地给出和几分钟前一模一样的回答，这个回答正是精明的律师纳夫塔利斯为他准备的。随后，纳夫塔利斯要求接下来的对话不要记录在案。几分钟后，亨德森对速记员记录的要点进行总结：“基于效率的考虑，我们认为如果你说‘我使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权利’或‘五’，均表示‘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证人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我恭敬地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亨德森抬起头来问纳夫塔利斯：“纳夫塔利斯，这种表述方式你觉得还可以吧？” 纳夫塔利斯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说法。”纳夫塔利斯深知，如果公开记录里记载古普塔“我使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权利”，无异于毁掉古普塔的形象。瓦德瓦忽然明白了，这可能就是古普塔及其律师一直极力拖延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谈话，直至拉杰·拉贾拉特南（RajRajaratnam）庭审结束的原因。纳夫塔利斯建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记录古普塔“用同样的方式回答了问题”。 贾森·弗里德曼此时插话了。弗里德曼希望大家明白，“用同样的方式回答了问题”表明古普塔使用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而这一解释正是纳夫塔利斯无论如何不想记录在案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古普塔第一次给出的答案是在声称，他有行使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是的。”纳夫塔利斯回答。接下来的15分钟里，亨德森询问了古普塔53个问题，然而古普塔的所有回应都是“用同样的方式回答了问题”。 瓦德瓦默默地观察着这场荒谬的交谈，他察觉到古普塔面部表情的变化，从稳如泰山的坚忍到慢慢显现出来的正常人的反应。古普塔似乎心不在焉，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中。这种场景看上去就好像古普塔正在回忆自己的过往，他一定在沉思：“我怎么会坐在这里呢？” 坚强的意志方可成就自我 随着拉贾特·古普塔慢慢长大，他的朋友都隐约感到，他会像他爸爸一样了不起。“古普塔继承了他父亲的优点。”尤德彦·巴特查里亚（UdayanBhattarcharyya）说道，此人当年与古普塔在新德里同住一个大院。“一旦决定做某件事，他就一定会做成。”古普塔的表妹达玛扬蒂·古普塔-威克兰德（DamayantiGupta-Wicklander）说，有一次家人准备前往新德里郊游，年幼的拉贾特·古普塔非要爬到汽车的引擎盖上平躺着。不管家人如何劝说和哄骗，古普塔都不下来。最后家人没办法，用之前常用也管用的一招，用糖果诱骗古普塔下来，那次还加了一根香蕉。古普塔对此简直毫无抵抗力，很快就“屈服”了。 拉贾特·古普塔5岁时，他的父亲阿什维尼接到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搬到首都，创建德里版的孟加拉邦英语报纸《印度斯坦标准》。之所以称其艰巨，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只看本地的报纸。 尽管需要应对各种挑战，但古普塔一家早年在德里的生活非常幸福。他们过着中产阶级的惬意生活，住在公司提供的一个约10平方米的公寓里。公寓坐落在离旧德里火车站不远的一个封闭式大院，这里与外界相对隔离，各种生活设施齐全，还有自己的足球场。在周末的晚上，阿什维尼一般都会和几个朋友一起，前往位于新德里市中心商业区的康诺特广场（ConnaughtPlace），观看一部好莱坞出品的英语电影。有时，男人们会打桥牌，而男孩子们则喜欢下棋，古普塔很快就成为一名技艺高超的棋手。 当古普塔一家搬到新德里时，城里有两所精英学校：一个是圣哥伦比亚天主教男校，另一个是位于巴拉卡哈姆巴路（BarakhambaRoad）的现代学校，离康诺特广场不远。成立于英国统治鼎盛时期的现代学校，融合了传统的印度教育方法与现代教育理念，它是“那个年代里唯一使用这种教育方式的一所学校”。已退休的旁遮普省和哈里亚纳邦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穆库尔·穆德加尔（MukulMudgal）这样回忆道。 如果让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学生回忆自己当初如何进入这所学校，他们每个人都会讲出一大段故事。有些人凭借的是金钱或影响力，其他人也绝不会承认自己是因为运气好。我们不太清楚阿什维尼是否动用了自己的关系网，从而让年幼的拉贾特·古普塔进入这所学校。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拉贾特·古普塔很快便显示出自己跟其他人一样有资格来到这所学校。古普塔是这所学校校训活生生的写照，梵文的校训翻译成中文是“坚强的意志方可成就自我”。 跟父亲一样，拉贾特·古普塔读书非常用功，为了弥补自己的弱项科目，比如英语写作课程，他常常会连续苦读几个小时。有一次，拉贾特·古普塔的同班同学在物理学课堂关于动量部分随堂测验的分数非常高，年幼的拉贾特·古普塔便坚持要坐在那位同学旁边，观察他是如何学习的。后来古普塔还借来那位同学的试卷，进一步针对自己的问题查漏补缺。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的这位同学在班里拿到最高分。 现代学校的优势在于其汇聚了不同背景的学生。拉贾特·古普塔有一位同学出身尊贵，来自印度王公贵族，他家其实离学校很近，但有的时候，他还是会坐家里的保姆车上学，以此显示自己的身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年轻的拉贾特·古普塔每天背着卡其布背包，同三五好友一起，从德里乘坐嘎吱作响的公共汽车上学。 在现代学校里，权贵和民众之间的差别并不是那么明显。男孩子都穿着统一的制服，上身是蓝衬衫，下身搭配灰蓝色短裤。男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得到充分的挖掘，骑马、踢足球、在一个带三柱门的板球草地场上打保龄球，他们获得的培训都是专业化的。拉贾特·古普塔非常享受这一切，全身心投入各项活动中，包括戏剧表演、诗歌朗诵、梵文学习等。古普塔和朋友们经常在午休时间，对着礼堂墙壁练习打网球，就像在打壁球。 当拉贾特·古普塔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他就表现得很“轴”。拉贾特·古普塔留着小平头，他的头发仿佛是从发根底部冒出来一样立在头皮上，看起来像一个扁平的胡萝卜头。古普塔是一个出色的学生，很受大家欢迎。学校校史馆的D区，陈列着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校友，拉贾特·古普塔就占有一个席位，在印度，这通常意味着拿到了通往未来成功的门票。拉贾特·古普塔的一位同班同学表示：“大家敬佩他，因为他具有超强的专注力。”有一年，拉贾特·古普塔极其认真地准备了一次公开演讲比赛，他用英语背诵了一段截取自印度宗教手册中的文字，最后他在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比赛中古普塔击败了一位早年曾在英国生活的同学，本来大家觉得那位同学肯定稳操胜券，可最后却败给了拉贾特·古普塔。 苦日子总会有到头的一天 1964年，拉贾特·古普塔的父亲去世了。从那以后，朋友们发现拉贾特·古普塔变了许多，他的脸上很少出现笑容，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习中。 人们不知道的是，只有选择坚强和专注，拉贾特·古普塔才能暂时忘却痛苦。拉贾特·古普塔的母亲被诊断出患有心脏病，而且无法治愈，身体甚是虚弱。在拉贾特·古普塔的父亲去世的那一年，拉贾特·古普塔的弟弟坎钱才7岁，他还有一个小妹妹贾亚施丽。对弟弟妹妹来说，拉贾特·古普塔既是哥哥，又是父亲，全家的重担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 每天清晨，拉贾特·古普塔都在破晓前起床，他要帮弟弟妹妹整理书包、穿衣梳洗，甚至细心地查看弟弟妹妹的鞋带有没有系好。晚上回家，古普塔要监督弟弟妹妹做家庭作业。有一次，年幼的妹妹哭着从学校回家，因为书包太重，还要挤公交车，实在是太辛苦了。拉贾特·古普塔轻轻拭去贾亚施丽脸上的泪水，安慰她说，苦日子总会有到头的一天。 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苦日子到底什么时候结束，但拉贾特·古普塔作为家中长子，管理好家庭的财务开支，是他的职责所在。面对越来越大的生活开销，与他父亲一样，拉贾特·古普塔开始通过辅导其他小孩子来赚钱补贴家用。跟拉贾特·古普塔一起在德里长大的朋友德巴西什·巴塔查娅（DebasishBhattacharya）认为，拉贾特·古普塔在他父亲离世后，不得不成熟起来，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家又不是什么富裕家庭，他父亲也没有留下多少遗产。”巴塔查娅说。在拉贾特·古普塔的父亲去世后，古普塔一家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不得不自食其力了”。 拉贾特·古普塔很快就向大家证明：他确实可以自食其力。从现代学校毕业后，古普塔以全国第十五名的成绩被印度理工学院录取。当时，印度理工学院还是一所不为人知的公立大学，20年后，这个学校却比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更难考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