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巴哈拉拉的办公室起诉的这批美籍南亚人是第一代大规模移民的代表，他们的出生和成长都不在美国。巴哈拉拉与第一代南亚裔移民的人生经历完全不同。巴哈拉拉是于1968年出生在印度的菲罗兹布尔（Ferozepur），这个地方离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境不远，不过，他在幼儿时期就来到了美国。跟成百上千的印度移民的轨迹类似，他的父亲贾格迪什是一个锡克教徒，他的母亲德什是一个印度教徒，他们俩于1970年移民到美国新泽西州的伊滕顿（Eatontown）。当巴哈拉拉一家刚搬到伊滕顿时，那里还只有二十几户美籍南亚人。
贾格迪什·巴哈拉拉毕业于旁遮普省的阿姆利则医学院（AmritsarMedicalCollege），成了一名儿科医生，他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医学专业的学习中，这样的话，他就有机会来美国深造和就业了。贾格迪什一开始是在新泽西州艾斯博瑞公园市（AsburyPark）的蓝领诗人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Springsteen）家工作，斯普林斯汀是巴哈拉拉一辈子的偶像。另一方面，斯普林斯汀曾经和其他人一起短暂经营过一家印度餐馆，普利特里德还在这个餐馆洗过盘子，做过服务生。每到周末的时候，巴哈拉拉一家就会跟伊滕顿的其他印度移民或者贾格迪什·巴哈拉拉在阿姆利则医学院的同学聚会聊天。跟巴哈拉拉一家类似，这些人也是来美国追求新生活的。
巴哈拉拉的父亲是早期印度移民的代表，他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巴哈拉拉的父亲要求自己家的男孩子每次考试都要考出好成绩。“如果非要用什么词语来形容我父亲的话，那他就是一个‘虎爸’。”巴哈拉拉在采访中，这样对印度电视台NDTV说。尽管并不富裕，但巴哈拉拉家在教育投资上却十分肯花钱：巴哈拉拉及其来美国不久后出生的弟弟维尼特都是在新泽西州廷顿瀑布市（TintonFalls）的兰尼私立学校（RanneySchool）读书。维尼特后来成为在线零售商的联合创始人，他旗下的公司就包括Diapers.com网站，他和他的合伙人以5.4亿美元的价格将该网站卖给了亚马逊。
巴哈拉拉是兰尼学校的风云人物，从交谊舞到艺术史每个方面都特别突出。大概是读八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艺术史的测试特别难，而巴哈拉拉只是简要地做了答卷，就拿到了A+的成绩。“老师拿着巴哈拉拉的试卷对全班说，‘看看巴哈拉拉是如何作答的。’”巴哈拉拉的同学克里斯汀·高斯沃克斯（ChristineGasiorowski）回忆说，“如果是其他人这么答，我估计老师会疯掉的。”但巴哈拉拉就不一样，他非常谦虚谨慎，而且很低调，不管他取得什么样的成绩，他都是这样，连老师都特别偏爱他。不管巴哈拉拉做得多么好，他总是耸耸肩，对朋友们说：“哦，我可能只是运气比较好吧。”巴哈拉拉谦虚惹人爱，更重要的是，他除了谦虚以外，还抱有雄心壮志。 从兰尼学校毕业时，巴哈拉拉有幸成为致毕业辞的学生代表。1986年秋天，巴哈拉拉来到哈佛大学攻读政府管理专业，同时，他还对政治理论特别感兴趣。巴哈拉拉是一个书呆子，他的女朋友是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College）的学生，是个很正直的人，每个周末他基本都跟女朋友在一起度过。由于在高中的时候，巴哈拉拉的表现特别优秀，因此他进哈佛大学时，是直接从大二开始读的，所以，他只需要3年时间就可以从哈佛大学毕业。奇普·克拉克（ChipClark）是巴哈拉拉刚入大学时的室友，他很快就为巴哈拉拉所折服，特别是当他们共同选修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Nye）的课时，巴哈拉拉的学习能力分分钟秒杀克拉克。“我们决定一起学习，便找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巴哈拉拉所做的事情就是看看课程大纲。”克拉克回忆说，“他的眼睛盯着大纲持续了45分钟，然后就说，‘行了，我知道会从哪里出题了。’”考试的时候，巴哈拉拉和克拉克正好是邻座，当卷子发下来时，克拉克听见巴哈拉拉轻轻地说了一句“欢迎”。看来，巴哈拉拉基本上猜中了考试题目。 巴哈拉拉在哈佛大学读大二的时候，跟维亚特·丁（VietDinh）的关系不错，维亚特·丁是一位保守的法学家，曾任美国前总统小布什（GeorgeW.Bush）时期的助理总检察长。巴哈拉拉和维亚特·丁曾经就开国元勋们认为人生来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争论了好久，他们的争论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9点。“我真的觉得他们俩是智力相当的好朋友。”克拉克说。然而，巴哈拉拉和维亚特·丁的社会观和政治观的差别很大。维亚特·丁曾经邀请巴哈拉拉加入凤凰俱乐部（PhoenixClub），这是哈佛大学的一个只有8个男生组成的俱乐部，但巴哈拉拉拒绝了。“我确实认为他只是觉得这样做不对。”克拉克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巴哈拉拉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学院研究生，在选修法律方法论这门课时，他遇到了自己的妻子。现在，巴哈拉拉夫妇与他们的3个孩子一起住在威斯特彻斯特县（WestchesterCounty）。 库马尔的证词 巴哈拉拉注意到，拉贾拉特南的律师约翰·道得在公开陈述时，描绘的是完全不同的一幅景象。“证据将会证明政府是错的。政府之所以会错，其原因就在于政府相信了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其中“不值得信任的人”，道得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指麦肯锡的咨询师阿尼尔·库马尔。道得对库马尔的轻蔑直接来源于他的委托人拉贾拉特南。在审判之前，拉贾拉特南曾经幸灾乐祸地对朋友们说，有库马尔在，政府诉讼必败无疑。“他就是一个懦夫，”拉贾拉特南说，“巴哈拉拉肯定不会坚持自己的立场。” 库马尔是政府的明星证人，2011年3月10日，他在出庭做证时，穿着一套木炭色的西服，西服里面是白色衬衫，脖子上系着蓝色领结。库马尔显得有些紧张不安，他很少微笑，或者看看他曾经的朋友拉贾拉特南。库马尔低着头，双手放在一起，身体有些僵硬。他决定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一个听话的证人，从读书时起，他就是一个乖学生。 随着斯特里特自传式的提问，特别是将重心转移到库马尔在麦肯锡作为咨询师的职业生涯时，库马尔变得越来越轻松自在。当斯特里特问库马尔一些基本问题时，他开始抬起头来解释。在解释对冲基金这个概念时，库马尔向陪审团成员做了非常专业的介绍，他说对冲基金这个名字是基于这类基金能够对冲他们所面临的风险，事实上，在今天的金融市场上，任何事情的风险都可以进行对冲。 即便库马尔现在的状态对他所作的证词有一定的影响，但他还是可以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斯特里特知道被告方想把库马尔描述成一位说谎证人，因为库马尔跟政府部门签订了合作协议，希望通过出庭做证减轻自己的罪行。于是，为了确保库马尔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斯特里特要求库马尔向陪审团说明，如果证人说谎，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 “那就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会带来一团乱麻，”库马尔说，“那可能是更大程度上的犯罪，就是作伪证，或者类似的罪名。”这样的场景，库马尔的这种回答，就好像回到了他在杜恩学校读书时的情形，就像老师在问他，如果他“越界”了，他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 库马尔针对拉贾拉特南的证词非常有杀伤力。库马尔非常清晰地向陪审团描述了在AMD和ATI公司的并购案上，他是如何将内幕消息传递给拉贾拉特南的，当然，他也讲述了其他一些内幕消息的传递过程。库马尔的证词还提到了他作为兼职线人的工作报酬是如何支付的，以及当内幕消息不准确时，拉贾拉特南是如何训诫他的。库马尔对好几段电话录音的补充和详细描述，为陪审团更好地了解拉贾拉特南这样一位对冲基金经理是如何度过金融危机的那段日子，提供了更为丰富多彩的资料。在某段电话录音中，拉贾拉特南要求帆船集团的投资经理亚当·史密斯告诉他，当天的股票市场是如何发展的。“嗯……就像是给婴儿换尿布一样。”史密斯这样回答拉贾拉特南。 在长达两个月的漫长的审判期间，拉贾拉特南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被告的身份站在法庭上。然而，拉贾拉特南不得不每天都在法庭上听着自己冷酷而又平静的声音从录音带中缓缓飘出。 尽管库马尔的证词非常有说服力，但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库马尔原本生活就很富足，他根本不需要这样做啊。大家认为库马尔对自己这么做的理由的解释缺乏信服力。在政府部门看来，库马尔主动请罪就已经是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表现。不过，站在证人的立场上，库马尔看上去像是在责怪拉贾拉特南将他拖进了犯罪的深渊。在接受完政府部门律师的详细盘问之后，库马尔的行动似乎并没有受到任何特殊的干扰和影响。在收到法庭判决的处罚之后，库马尔拿回了自己的护照，重新开始了全球环游之旅。库马尔是英国航空公司德里到伦敦班机上的头等舱常客。当库马尔跟老朋友会面时，大家对他的印象是：他依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目空一切、高高在上的自负和傲慢。 大家对库马尔这种一如既往的表现的解释是，库马尔这么做可能只是精心的伪装而已，他刻意将自己在感情上受到的伤害隐藏起来。在库马尔被捕后的6个月中，他的母亲突然去世了，而在去世前，他的母亲一直在照顾他生病的父亲。库马尔跟朋友坦露，那一阵子他很难过。不管外界如何变化，他的母亲始终以一个母亲的情怀相信自己的儿子。库马尔很清楚，他的父亲因为病重，根本无法理解他所面临的一切，但母亲却完全明白他当时的状况有多么糟糕。库马尔非常聪明，他甚至怀疑，自己的母亲可能是因为不能承受这一切带来的打击，最后选择了自杀身亡。 其实，库马尔最难以面对的人是他的儿子阿曼。在库马尔被捕之后，阿曼曾经问他：“为什么？”阿曼不需要多说什么，他的父亲库马尔自然理解他到底问的是什么。是啊，为什么呢？考虑到库马尔所拥有的一切，他真的有必要走到那一步吗？真的非要靠出卖公司的内幕消息才行吗？“或许有一天，我会跟阿曼解释清楚。”库马尔跟自己的一个心腹手下这样说，“但现在，我自己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3月15日是库马尔做证的第三天，美国检察官乔恩·斯特里特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两个星期前，古普塔向数百名朋友和商业伙伴发了一封邮件，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自己曾经向拉贾拉特南泄露过内幕消息。于是，斯特里特就公布了一段在2008年7月29日，古普塔与拉贾拉特南的电话录音，这个时候，离古普塔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参加高盛集团董事会会议已经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古普塔告诉拉贾拉特南关于高盛集团的消息，在这个电话里，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拉贾拉特南向古普塔求证，市场上传闻高盛集团准备并购一家商业银行，这条消息是否真实？古普塔回答拉贾拉特南说，高盛集团董事会的确讨论过这个问题，并购一家商业银行或者保险公司，并提供了几个公司名字。得到这样的消息，拉贾拉特南其实是无法进行交易的。不过，在拉贾拉特南和古普塔闲聊的过程中，拉贾拉特南证实，当库马尔还在麦肯锡工作时，他曾经给库马尔付过报酬，“一年100万美元，也不需要他做什么具体的事情”。“我觉得你太大方了吧……你知道吗？他应该向你表示感谢。”古普塔回答说。 过了一段时间，两个人又聊到库马尔其实很贪婪，他很有野心，还想在新丝路基金公司里面拿到一些股份。于是，拉贾拉特南又重提他给库马尔钱的事情，他告诉古普塔，他每年都给库马尔100万美元，给了四五年。拉贾拉特南说，这些钱都是“税后的，而且是离岸支付的”。 担任过3届麦肯锡董事总经理一职的古普塔并没有回避这一问题。“是啊，是啊！”他回复说，看上去，并没有对拉贾拉特南支付这么多钱给库马尔感到震惊或者意外，至少，站在库马尔的角度来看，接受拉贾拉特南的巨额支付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他当时还是麦肯锡的全职员工。此外，尽管措辞有些模棱两可，但这被定性为逃税行为，却没有任何争议。 电话录音中，古普塔的这种冷淡处理的态度带来的影响是致命的，电话录音对外公布后，传播速度飞快，带来的后果也非常严重。在录音公布的前几天，古普塔便从他自己的私募股权基金，新丝路基金公司里撤资了。这个电话录音在法庭上播放之后不久，麦肯锡便切断了与这位前董事总经理的所有关系。到3月末的时候，古普塔同样也从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委员会中退出，不再担任顾问一职，这是他曾经获得的、最有影响力的工作之一。对古普塔来说，遗憾的是，这并不是陪审团最后一次听到他的电话录音。 当反复盘问库马尔时，约翰·道得已经掩饰不住对库马尔的蔑视。就像一位上了年纪的重量型拳击手，道得虽然动作迟缓，但依然可以连击，而且每一击都非常有效。道得从库马尔家的保姆曼珠·达斯入手，这让库马尔感到很为难，因为达斯的身份信息显示是在印度，但实际上，她一直跟库马尔一家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 “你在这里写明，说希琳所要的材料中，你是做假才拿到这些信息的，对吗？”道得用带有威吓的语调问库马尔，“之所以说你用了小伎俩做假，是因为帆船集团和摩根士丹利要求你提供证明，证明曼珠·达斯当时是生活在印度，而实际上，她是跟你们一家人生活在一起。这就是你所说的做假，对吧？”“没错，阁下。”库马尔表示同意。 不过，拉贾拉特南并没有崩溃。当拉贾拉特南从被告席上走下来时，他的朋友们能够感觉到他第一次有了失败的预感。拉贾拉特南在盘算，如果他被判入狱，自己的资产能否确保家人保持正常的生活，以及能否支撑如此昂贵的司法审判，这里的司法审判指的是最高联邦法院对他的审判。 2011年3月23日，高盛的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来到联邦法院为检方出庭做证。布兰克费恩是秃头，肥头大耳，但只要他一出现，他身边总会围着很多人，就像超级名模出场一样。参加日常审判的美国检察官普利特里德·辛格·巴哈拉拉，跟他的4名手下一起，已经在法庭等待布兰克费恩的出现。《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安德鲁·罗斯·索尔金（AndrewRossSorkin）也来凑热闹了，他还是畅销书《大而不倒》（TooBigtoFail）(19)的作者。对布兰克费恩出现在法庭丝毫没有感觉、泰然处之的是霍尔维尔法官，几个星期之前，当律师们为这个案子选择陪审团的时候，他曾经将布兰克费恩的名字读错。他在发第二个音节的时候，将“fine”读成了“bean”。 让布兰克费恩做证的重任落在安德鲁·迈克尔森的肩上，曾经一度，迈克尔森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因为他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借调到了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快速做好了铺垫工作之后，迈克尔森便切到7月29日，古普塔与拉贾拉特南之间的电话录音上。在放过录音带之后，迈克尔森问布兰克费恩：“古普塔这么做，有没有违背董事会成员的职责？”布兰克费恩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我个人的感觉是，他违背了。”布兰克费恩没有多说其他的事情。 随后，迈克尔森又重点跟布兰克费恩交流了高盛集团的两件大事：一件是2008年9月23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准备投资高盛集团50亿美元的优先股；另一件是巴菲特投资高盛一个月之后，布兰克费恩通过电话会议的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向各位董事通报了第四季度高盛出现亏损的消息。迈克尔森向高盛的首席执行官求证这两件事情的重要性。布兰克费恩做证说，10月23日的电话会议确实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竟然出现了亏损……通常情况下，我们是只会盈利，不会亏损的”。听到这句话，陪审团和检察官们都笑了起来。 与询问库马尔时不一样，当道得反复盘问高盛的首席执行官布兰克费恩的时候，他显得格外小心谨慎。道得问布兰克费恩，他是否知道拉贾拉特南是根据高盛集团的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布兰克费恩回答说他并不知道。道得还问了布兰克费恩有关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的问题，以及高盛是否在这个计划中获得了政府的资助。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9月23日，拉贾拉特南大举买入高盛集团的股票，是否是因为他知道TARP肯定会推行这一重要消息。 当布兰克费恩做证结束准备离开法庭的时候，他专门走过来跟拉贾拉特南握手，毕竟拉贾拉特南的帆船集团曾经是高盛集团的客户。布兰克费恩和拉贾拉特南还简单地交流了几句，然后他才离开。此时，拉贾拉特南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案件的审理时间长达5个星期之久，直到4月6日才休庭，在漫长的审理过程中，政府方面出庭做证的证人有18个，其中就包括亚当·史密斯，这位帆船集团的投资经理在听过犯罪电话的录音之后，决定跟政府部门合作。在史密斯的证词里，他将库马尔没有讲完的故事补充上了，他向法庭详细描述了帆船集团是如何从事内幕交易的整个过程。史密斯告诉陪审团，帆船集团的典型做法就是“功课要做，但考试的时候，还是要作弊”。在交易的时候，帆船集团的投资经理都习惯“做两手准备”，一手是根据公开、合法的消息进行买卖交易，另一手就是根据内幕或者非法渠道获得的消息进行买卖。史密斯关于帆船集团交易流程的描述与帆船集团另外一位证人的描述完全不一样，这个人就是理查德·舒特，他是帆船集团的一位高管，每次出庭都特别注重自己的仪表，显得非常成熟稳重，看上去就值得让人信赖。 被告方证明 在史密斯出庭做证之后，帆船集团总裁舒特出庭做证的时间超过一个星期之久，舒特向法庭详细描述了对冲基金的成功投资都源于投资分析师做出的深入而又细致的研究报告。舒特说帆船集团的分析师都非常辛苦，工作非常投入，他们经常会坐车拜访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每个星期都要撰写投资分析研究报告，而且还必须在星期五的下午5点前提交。最重要的是，拉贾拉特南是帆船集团的总舵手，是准备充分的投资者。“拉贾拉特南很清楚，应该问哪些问题……哪些事情值得认真观察。”舒特在做证时如此说道。
